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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自成和大顺朝的纪律作风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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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44年4月25日,李自成的队伍攻占了北京城,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身亡,明朝覆亡,史称甲申之变。在中国历史上,一个旧王朝灭亡,往往伴随着一个新王朝兴起。

李自成站在景山上俯瞰紫禁城,开始憧憬大顺朝的未来,他既骄傲又有些迷茫无措,但万万没想到,自己只能在紫禁城当42天皇帝。

波澜壮阔17年率领农民起义军打下的江山,42天就拱手相让,这在中国历史上,也是绝无仅有的。是什么原因让大顺军队溃散的如此迅速又彻底?李自成在北京城到底经历了什么?

李自成是地道的陕北汉子,1606年出生在米脂县李继迁寨,今天横山县境内。他小时候给地主放羊,父母去世后出家当和尚,学了武艺,还做过铁匠、屠夫。因“善走,能骑射,家贫为驿书”,21岁的李自成应募到银川驿站当驿卒。

明代西北地区的驿卒数量庞大,不仅负责快递物流,也是城堡守卫和后备兵源,都有骑马射箭的底子。

李自成谋了公差,娶妻生子,虽然收入微薄,但过上了相对稳定而有预期的生活。

当时,明朝政府收支难抵,为了应付辽东战事也需要大量增兵增饷。年轻的崇祯皇帝决定开源节流,加之驿路系统日益腐败,遂听了官员刘懋的建议,撤驿站裁驿卒,驿站赶车送信的劳役由农民免费承担。这样一来,每年给朝廷省下银子六十八万五千余两。

时逢陕西大旱,加之赋税徭役加重,数万驿卒裁撤后“无所得食,至相率从流贼为乱。”陕北地区率先爆发农民起义,大量失业驿卒衣食无着,为了填饱肚子结伴去参加义军。

失业后的李自成还是想谋一份正当职业,他重操屠夫旧业,勉强养家糊口。因为欠了乡绅艾同知的债,被批枷跪街示众。血性刚强的李自成不堪凌辱,杀了债主艾同知,集结其他失业的驿卒相拥出城,投奔义军首领张孟存,后又投闯王高迎祥为闯将,高迎祥战死后被拥为闯王。

开局并不顺利,吃饱和活着是义军的当务之急。在朝廷疯狂剿杀下,李自成常吃败仗,潼关一战,数万人战死,把家底都打完了,仅剩18骑杀出重围,躲藏在商洛山中。后来去投靠四川的张献忠,险遭暗算,一人骑着骡子逃脱。路上又被官兵围困在巴蜀群山中,无路可逃差点被逼自杀,后来在村民帮助下逃入河南。

1637年起北方特大旱灾,河南连旱7年之久,瘟疫流行、蝗灾猖獗,闹到“人相食,草木俱尽”。

李自成在河南广招饥民,队伍迅速壮大。李信、牛金星、宋献策等人投靠加入。义军虽然人数众多,但杂乱无秩序,如何带领这一支农民军打胜仗,李自成和他的团队对起义军未来出路进行了思考规划。

第一,明确政治纲领和发展路线。制定“均田免赋”“平买平卖”“割富济贫”三大政策,同时在发展经济上“募民垦田,收其籽粒以饷军”。发出“尊贤礼士,除暴恤民”口号,开仓放粮救济灾民,中原遍传歌谣:“杀牛羊,备酒浆,开了城门迎闯王,闯王来了不纳粮”,从者如云,威望大振。

第二,整肃军纪,义军队伍战斗力大幅提升。李自成在十多年的实战中积累了相当优秀军事经验,深知自己几十万农民起义军毫无纪律,散沙一盘,一击即溃。无纪律则无战斗力。他严明军纪,宣布“大兵到处,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。在任好官,仍前任事。若酷虐人民者,即行斩首”“不淫妇女、不杀无辜、不掠资材”。

李自成对义军进行大规模整编,要求行军必须列队,夜晚四更即起操练。义军令行禁止,对有范军令者处罚极其严厉,“军令有犯淫劫者,立时枭碟,或割掌,或割势”,甚至规定“马腾入田苗者斩之”,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。

对李自成带领的这样一支农民起义军,只有铁的纪律才能铸造胜利。《明史》记载,一位明朝官员说,明朝官兵和别的农民军经过后,老百姓的财产很少能够保全,唯有李自成的军队经过,“家室完好,亩禾如初”。

第三,改变作风,带头表率。李自成严于律己,勤恳俭朴,就连一路黑李自成的官修《明史》都不得不肯定“自成不好酒色,脱粟粗粝,与其下共甘苦。”占领西安后,他仍每过三日都要亲自到教场操练士兵。李自成还要求将领们不得私藏金银,打下城邑不得私占宅室,睡觉不盖丝绸绫罗,时刻保持艰苦朴素,身先士卒的作风。

经过制定纲领,统一思想,整肃军纪,转变作风,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由一盘散沙淬炼成威武之师,所向披靡,势如破竹。在四年时间内,如摧枯拉朽一般,破洛阳、围开封、攻襄阳、入潼关、占西安,经略陕西、甘肃、青海大部分地区。1644年正月,李自成在西安称帝,建立了大顺朝。7天后,他亲率大军北伐,一路攻城拔寨,两个月时间长驱直入居庸关,没三天时间就攻破了北京城,推翻了大明王朝。

这么快打到北京城,崇祯皇帝朱由检没做好心理准备,上吊自杀了。大顺皇帝李自成也没做好心理准备。

几十万降兵还没有改编吸收,军饷紧张成为燃眉之急,明军主力军吴三桂实力尚存,关外清军虎视眈眈......

进北京城,容易套住手脚,不进北京城,不利于内部团结和凝聚人心。李自成怀着矛盾的心情率2万大军先行进驻北京城。稳住局势后,其他各路人马陆续进京。

进入北京城后,李自成做的第一件事,下了一道紧急军令:“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。”并贴出布告“大师临城,秋毫无犯,敢有掳掠民财者,凌迟处死”。北京城秩序良好,店铺营业如常。

可以看出,李自成对北京城的地位是很尊重的,行为非常谨慎;在占领北京城的过程中,将领和士兵们始终保持着一如既往的严作风、严纪律。

但后来在北京城的几十天,大顺军军纪日渐松弛,为东征山海关败局埋下隐患。发生这样极大反差的转变,一方面是推翻明朝过于顺利了,导致从上到下滋生了功成名就的想法,思想上发生了懈怠;另一方面则暴漏了李自成领导集团的短板,对管理国家的无措和茫然。

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捣毁了一个旧秩序,却没有能力建立和维护一个新秩序。

“均田免赋”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治国理政思想,但因其过于先进,只能在具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条件下才可以实现。大顺朝实行“均田免赋”后,并没有建立起来完整的赋税制度,没有固定财税收入,导致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行。因此,大顺朝只能以战养战,每攻下一座城池,针对所有明朝政府官员甚至商人施行“助饷”“追赃”政策,要求或强迫出资规定数量银子,以资军饷。

大顺军进京后的主要矛盾是发放军饷和财政亏空之间的矛盾。为解燃眉之急,轰轰烈烈的“助饷”“追赃”在北京城开始了。从自愿到强迫,到最后“人人皆得用刑,处处皆可施刑”,满城“哀号欲绝”。

多数明朝官员以为第二天可以照常上朝,只是龙椅上坐的人不一样了,毕竟大顺朝还得用人治理国家。万万没想到的是,他们多半将死于助饷和追赃运动中。为了获取更多财物,刘宗敏等将领放纵士兵掠抢残杀,不仅破坏了京城经济社会管理秩序,而且释放了将领和士兵们的贪欲,利用追赃助饷的机会大肆掳掠民财,严重败坏了军纪,瓦解了军心,使百姓大失所望,激起强烈民愤。

把视野局限在北京城,把精力放在助饷追赃工作上的大顺朝领导集团日渐麻痹了思想,忽视了危机,开始躺在胜利簿上奢靡享受,争权夺利。大将刘宗敏住进了外戚田弘玉的大宅子,夜夜拥妓欢饮。丞相牛金星进京后不再骑马,改行坐轿,出入开始讲排场......

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享乐和奢靡之风在将士间迅速传染,军队纪律日渐松散,极大削弱了战斗意识和战斗能力。李自成没有对各种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进行遏止,甚至是无奈和放任的,他须要负主要责任。

面对崩塌的纪律,混乱的秩序和丢失的民心,此时的李自成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去挽救。他寄希望于打一场大胜仗,彻底消灭明朝残余力量,击退关外清军,打下一个大大的王朝。

然而,此时的大顺政权内部也不再团结,将领们骄奢膨胀,刘宗敏、李过“耽乐已久,殊无斗志”拒绝出征,李自成只能带领嫡系部队亲征山海关。

清军的突然参战,使李自成腹背受敌,两面夹击下,久战兵疲的大顺军支撑不住而溃败。

从山海关败退至永平时,李自成试图重整旗鼓,绝地反击,许多将士竟拒不听命,争相向西撤退。撤回北京后,李自成打算坚守待援,但人心涣散,将士毫无战斗信心,不足一日后便弃城。这支曾经的纪律之师已经失去了秩序,又变成了散沙一盘。

山海关之战是大顺政权由盛而衰的拐点,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一溃再溃,直至消亡殆尽。

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。这句话用在李自成身上再恰当不过。优良的作风和铁的纪律让起义军如明星一样耀眼,风卷残云般摧毁了明王朝。然而,败坏的风气和混乱的秩序让又他们如流星般迅速陨落。

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。当年,党中央离开西柏坡的时候,毛泽东同志说,我们要进京赶考,决不当李自成。这是毛泽东向全党敲击的警钟。回顾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军历程,其中贯穿始终的一条就是把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。加强纪律性,革命无不胜。1947年10月10日,毛泽东在佳县神泉堡发布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,作为全军的统一纪律,成为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,带领全党不断进行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,修订颁布党内法规90余部,惩处了一大批违纪违法分子,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。

习近平指出,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”的深刻警示,牢记“两个务必”,牢记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的古训,着力解决好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的历史性课题,增强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的自觉,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。

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。总结李自成失败的原因,对我们走好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“赶考”之路,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,只有时刻践行过硬的作风和铁一般的纪律,始终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,始终坚持不松劲、不懈怠、不停步的“赶考”姿态,才能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。(榆林市纪委监委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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